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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整体上看，缺乏宪法意义上的法律明确，作为基本法的宪法对普遍意义的行政权与公民权的边界予以明确才是根本的，是其他法律法规的依据或渊源。

申言之，现行宪法第62条列举的15项内容均为全国人大的最高国家权力，主要包括：（1）规范形成权：修改宪法、制定基本法律。全国人大制定1954年宪法，并修订形成了后来的宪法。

【注释】 [1]梁启超：《政论选》，新华出版社1994年版，第26页。不过，宪法母法论和宪法停止论中的私法渊源民法论仍包含着真理的部分颗粒：宪法母法论强调普通立法的积极服从义务，即普通立法应努力探寻宪法规范划定的范围，将宪法的内容与精神精准地表达于普通法律之中。[22]See Ng Ka-ling＆Others v The Direction Of Immigration,[1999]1 HKLRD 315，337. [23]参见叶海波：《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合宪性推定》，《清华法学》2012年第5期，第94-95页。毫无疑问，立法权法定是我国宪法确立的基本规则，立法者只能根据宪法立法，[10]根据宪法，制定本法的拘束对象是包括全国人大在内的所有立法者。[70]参见注[11]，Yash Ghai文，p. 57. [71]参见注[25]，童之伟：《〈物权法（草案）〉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评一封公开信引起的违宪与合宪之争》，第20-23页。

[46]《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90年第7期，第230页。因此，在创制性立法领域，宪法母法论应居于支配性的地位。[56]在这个意义上说，蕴涵基本价值的根本法则，才是宪法所由以产生的逻辑根据，并成其为宪法和宪政的道德根基。

[45]（2）价值对于规范的作用空间仅限于规范的创制阶段，规范一旦公布周知，就意味着价值已经融会于规范之中，并只能借助于规范的作用而发挥作用——形式合宪论并不否认价值的作用，但反对泛化价值的作用。其经典表述即所谓可改可不改的，不改。倘若承认实践者不是木偶，而是实践主体，那么其能动地执行和适用规则便是宪法运行之常态。形式合宪论及其所衍生的理想宪政主义，以规范的绝对统治为逻辑中项。

[14]宪法的价值或精神也许存在，但非人之理性所能够把握——在人的理性限度内，所能够把握的只能是形式意义上的宪法。[36] Voigt，Rüdiger ( 1980) ( ed. ) Verrechtlichung: Analysen zu Funktion und Wirkung von Parlamentisierung，Bürokratisierung und Justizialisierung sozialer，politischer und konomischer Prozesse. Konigstein / Ts. : Athenaum. [37] 参见前引34，诺内特、塞尔兹尼克书，第130页。

因此，每一条宪法规范其实都是价值凝聚的产物，所有的宪法规范都反映着制宪者的价值选择与取向：宪法之为根本法……乃是因为它体现基本价值。[42] Niklas Luhmann，Social System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 132. [43] 参见易继明：《知识社会中法律的回应性特征》，载《法商研究》2001年第4期。这种试探性改革本身注定是多元、零散和碎片性的。[56] Roscoe Pound，Interpretations of legal histor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p. 96. [57] 参见 W. F.莫菲：《宪法、宪政与民主》，载李步云：《宪法比较研究文集》（3），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据此，宪法形式或者规则必须得到绝对尊重和信守，唯此，方满足合宪性要求。实质合宪论及其所衍生的现实宪政主义，以规范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为逻辑推论。[29] （三）宪法的回应型变迁 试错的渐进性改革及其零星成果，决定了中国宪法之回应型变迁模式。这种宪法变迁路径，可称之为回应型变迁模式，[19]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宪法已然走向回应型宪法。

（2）宪法形式并不天然地具有正当性——唯有在其真实并且全面反映宪法的实质价值或客观规律之条件下，宪法规范或者形式才具有正当性。（4）宪法必须适时而变。

转引自[美]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冯兴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其延伸意味有三：（1）一个规则存在的意义，即在于其对那些实施其所规制的行为的人具有效力。

（三）理想的立宪主义批判 形式合宪论及其所衍生的理想宪政主义强调规范的神圣性，特别是在规则与现实的关系上，强调规则之于现实的绝对统摄意义。在实践层面，意味着宪政实践活动中规中距，只服从法律，不逾矩。[55]（3）价值是判断规范正当性的内在尺度——价值作用于规范的方式有两种：①渗透式作用，即在规范创制阶段，通过立法者之手，将其灌注到规范之中。[64]其法理有三：（1）规则永远是保守的，但社会却日新月异。此即形式合宪论之基本主张。表现在名实观上就是先取其实，而后再定其名——即名要根据实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实发生了变化，而名未随之改变，则是名不副实的过名。

当且仅当我们准备从我们的错误中学习，认识到我们的错误并批判地加以利用，而不是固执地坚持错误，我们就会取得进步，因为，人的行为的合理性不在于他有意识的坚持不懈的建立理想国家的努力，而在于承认他的可错性，以及他的行动会产生于他意料中大相径庭的结果的可能性的实验方法。鉴于30年来中国宪法变迁路径是一种事后确认模式，可以认定，中国宪法变迁具有回应型宪法变迁的一般特质。

（3）改革不冒险蛮干，而是先易后难——这种改革很自然地将困难留待明天解决，如此，改革风险也随之后移。[47]因此，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其动机如何，结果如何，形式违宪都不具有正当性。

（3）注重增量，不求速决——不刻意追求一步到位的改革，而是力图通过微量改革的累积，逐渐达成质的飞跃。[10] 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争论莫过于良性违宪说。

[66]所以，形式合宪论走向极端，就很可能成为扼杀社会活力的元凶。[16]强调实乃检验名的标准或依据，而不是相反。如果宪法变迁的初始动力源自于社会或民间，那么这种动力便具有诱致性，其作用方式通常具有自下而上的交往性和协商性特质[32]——由这种诱致性动力所促成的宪法变迁即所谓自下而上的变迁模式，可称之为诱致性宪法变迁，或回应型宪法变迁，也可称之为倒逼式宪法变迁。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并没有多少前人的经验教训可资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边干边探索经验。

[63] 参见前引41，图依布纳文。  一、哲理辩：宪法的名与实 30年来中国改革之合宪性争议，[10]本质上就是宪法的名实之辩——在其哲学意义上，名意指名称、概念或形式，实则指代内容或实际存在的事物。

[19] 参见汪进元：《从西方宪法变迁理路看中国宪法变迁的路径选择》，载《湖北社会科学》2008年第8期。[3] F. L. Morton, Judicial Review in Franc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1988), Vol. 36, No.1, Winter, 1988, pp.89-110. [4] Gustavsson Sverker, Thick and Thin Constitutionalism, Statsvetenskaplig tidskrift, 112(1), 2010, pp. 37-40. [5] 参见任剑涛:《公共的政治哲学: 理论导向与实践品格》，载《哲学研究》2010 年第 7 期。

[27] [英]卡尔·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范景中、李本正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56 页。在逻辑上，它以规范与价值的可分性为大前提，以价值优位于规范为中项，以规范判断服从于价值判断为推论。

（3）任何事态或者事件，只要在形式上合乎实定法的规定，其正当性就应当被承认。[21]正是基于其上述特质，中国式改革大致可以纳入波普尔的零星社会工程之范畴——零星社会工程的任务在于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转引自谭戒甫：《墨辩发微》，中华书局 1964 年，第 166 页。[14] 参见 Kelsen：The pure theory of law and analytical jurisprudence，Harvard Law Review，Vol. 55，No. 1，Nov. 1941，pp. 44 －70. [15] [德] 维尔纳·霍伊恩：《德国〈基本法〉60 年——变迁中的法治国家和民主》，汪磊译，载《中德法学论坛》2009 年。

当这些缺陷成为社会发展的阻滞性因素之时，以规范神圣的理由，教条性地固持这些规范的做法，意味着对法治的反动。其中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孔丘的正名论和墨翟的取名予实说。

实质合宪论及其所衍生的现实宪政主义，以价值优位于规范为逻辑中项。[71]   结语 作为一种宪法判断理论，实质合宪论既为回应型宪法变迁模式的正当性提供法理支持，也舒缓了促成宪法回应性变迁之试错渐进性改革的合宪性困境。

但缘于试错渐进性改革本身固有缺陷，实质合宪论及其所支持的回应型宪法变迁模式，亦存在多重可能陷阱：（1）从实践到规则，即先变革后变法的逻辑，使得宪法变迁总是滞后于社会改革——它意味着社会改革普遍地发生在宪法之外。这种实质价值或客观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客观性。